初夏，香港跑马地。在一间“四壁皆书”的寓所，一位目光锐利、精神瞿烁的老人用纯正的潮汕话娓娓而谈，从潮汕的历史到敦煌的艺术，从神秘的新德里到浪漫的巴黎，从严肃的学术到优雅的艺术，让来自潮汕三市媒体的一群年轻人，深深感受其学问的博大精深，真正见识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。
　　这位老人就是被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称为“著名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文学家、经学家，又擅长书法、绘画，在中国台湾省、香港，以及英、法、日、美等国家，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”的饶宗颐教授。“现在是一个制作模型的社会，但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，我不想跟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，我要拥有自己的东西”
　　饶宗颐字选堂，号固庵，1917年出生于潮安。作为名扬四海的学者，饶宗颐没有真正的进学堂读书，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对此他有着自己的见解，他说，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制作模型的社会，学堂里也是在制造模型，但我不想跟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，我要拥有，也有能力拥有自己的东西，于是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。他回忆说，我上过一年中学，后来就不上了，因为学不到东西。后来人家提到饶宗颐，总说他是秉承家学，大多就是基于这个原因。
　　饶宗颐的祖辈是潮安地区的富绅。父亲饶锷既是商人、钱庄的老板，又是当地的大学者，有《天啸楼文集》七卷，写过《〈佛国记〉疏证》和《汉儒学案》多卷。饶宗颐最终能够成为大学者，父亲对他的影响甚大。从幼年开始，饶宗颐就朝夕浸淫于父亲藏书数以万计的天啸楼中，每天与书为伴，甚至于没有小朋友与其一起玩也不觉孤独。很小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很有见地的文章，“崭然而见头角”。
　　饶宗颐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孜孜不倦地做学问，在许多学术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，至今不衰。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博士将饶宗颐的学术生命活动分为三个阶段，认为饶氏治学途径的开展，经过了一个由本土传统学术到海外汉学再到旧学新知相融贯的过程，三个阶段他都能尽其能事、致其曲折，故其学问境界能得其大，可谓“更行更远更生”。三个阶段是这样分的：
　　 1937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。饶宗颐早年继父志完成《潮州艺文志》，又撰成《广东易学考》，但这还只是桑梓文献目录之学。后来青年饶宗颐来到香港，跟随学者王云五、叶恭绰，兴趣遂扩大到词史、古文学、诸子之学和考古学、敦煌学。30年代参加禹贤学会，治学范围扩大至四裔地理之学。1946年撰成成名作《楚辞地理考》。
　　 1952年至1978年于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是第二阶段，代表作是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》、《饶宗颐集林史林》及《文辙》等。这是大放光彩的一个时期，其特点正是钱仲联先生所谓“通域内外为一杭”。这与饶宗颐居处香港，得其广结道缘之方便有关，更与其勤于走路、勤于访学、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地搜集材料的治学精神有关。
　　 1978年至今是饶宗颐治学规模开辟扩展的第三阶段。他除了继续域外新学（如比较文明史等）的开辟之外，多次中国大陆之行，如中原考古、四川考古等。他尽量利用前一阶段所积累的多方面的域外新知，再回返中国大陆极为丰富的文史资源，在上古史、地理学、宗教史、艺术史等多种领域进行从心所欲、左右逢源的创造性学术工作。
　　 “我每天都生活在问题之中，新的东西有问题，老的东西也有新的问题，做学问的人不肯罢休，就是能不断发现问题”
　　饶宗颐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广，成果之多，在同时代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较。根据饶宗颐对自己学问的归纳，他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门类：敦煌学、甲骨学、词学、史学、目录学、楚辞学、考古学金石学、书画。在这之中也可以看到饶宗颐治学的一个极突出特点，即门庭轩敞、规模格局宏大。
　　从时间上说，饶宗颐治学所涉及的时代，从上古史前到明清，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。他的重要研究成果，史前有关于陶文，先秦有关于易卜、占卜、历算、音乐、楚文化等研究，秦汉有关于五行、职官、道教学、中外交通等研究。魏晋六朝有关于文选学、批评史、梵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等研究；隋唐有关于武则天、火袄教、变文、吐鲁番文书、敦煌法书、敦煌曲子词、韩愈文等研究；宋元辽金有关于词学、音乐史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说郛》、正统论、港九宋季史料等研究；明清有关于词学、碑刻、中外交通史、绘画史与书法史等方面的研究。从地域上说，除我国本土外，还涉及印度文字、西亚史诗、东南亚史；从语言工具上说，饶宗颐懂梵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英文、希伯莱文等，其论文所涉及语种甚夥。从史料来源上说，除我国纸上之旧籍之外，更举凡甲骨、木简、汉砖、敦煌遗书、碑记墓志等，无不搜罗备用。